越是對社會有心，越是發現現今有太多東西已不能用《四書五經》去解釋。不懂愛人的父母，如果堅持生育，禍延下一代的結局雖未必至於殺死子女，冷漠如傳染病，慢慢散播到不同各落。生而不養，是有權利無責任的果實。《星仔打官司》這齣戲，宜觀看的不一定是父母，想做個人，都應該一看。
《Capharnaum》（或Capernaum）（香港中文譯名：《星仔打官司》）講述12歲的Zain（星仔）活在黎巴嫰的貧民窟，父母生而不養，一屋細佬，竟由星仔與妹妹賺錢養家。父親在哪兒？醉仰梳化，行屍走肉。
他們的父母甘心賣11歲的女兒給士多老闆做妻子，迫使子女偷運禁藥去換取生活。星仔忍無可忍離家出走，遇上收留他的非法移民黑人婦人Railh，星仔寄居Railh的鐵皮屋，不離不棄照顧她的嬰兒Yonas。星仔一天回到自己家中，收到妹妹的噩耗，手執短刃為妹尋仇，最後傷人入獄。在獄中他做出了重要的決定 — 打上電台控訴父母，在法庭告父母生而不養，渴望父母得到的刑罰是終生不育。
西方海報好有苦兒的感覺。
電影看透世界的絕，觀眾看罷，無不在戲院門外嘆息：「好沉重」。這齣《星仔打官司》作為2019年的苦兒類電影的代表，它為苦兒們出了一口氣，是近年此類電影的一大變奏。戲中挑戰了很多傳統的禁忌：誰來審判只有生育之恩的父母？窮的原罪是否剝削了生育權？
透視三個照顧者
電影中有成年人明顯生而不養，有人生而無力養，而流浪童星仔年紀小小卻負上養育的重任，多多少少是今日窮窟難民的縮影。電影星仔的父母、非法移民黑人單親婦Rahil與星仔順序交代他們照顧的份兒。星仔細小的身軀抱起嬰兒到處尋找維生的可能，在放棄與否的分岔口，餓透的身軀令星仔再堅強不了下去。
Rahil是一個不願離開兒子的簡單母親。
社會害得天天紅了眼的星仔，每天在街邊販賣生果養育弟妹，往後又「苦養」沒有血緣關係的黑人嬰兒Yonas。三個照顧者的對比，星仔的故事告訴所有成年人，人有選擇生育的權利，但沒有放棄照顧的責任。
現實或許比電影更殘酷，香港虐兒的新聞不斷，日本每年錄得52宗虐兒死亡的案件，當中32名小童涉及遭父母「被自殺」。今日的父母不但生而不養，更將子女私有化，成為自己的物件。多宗慘案已早早顛覆了「父毒不吃兒」的思想，但進入「清官難審家庭事」的氛圍，實教人將髒話乾吞回口裡，在華人社會星仔這場審判仍然是一場避而不談的公審。
窮不是原罪
星仔的父親在庭上的自辯發人深省，他壓根兒手握不放生育權，但他與妻子竟將生而不養合理化，更將兒女物化。夫婦二人晚上做愛發出的呻吟聲，只會令兒女更憂心將來的糊口。天賜的性慾歡愉，在早熟的星仔和妹妹的眼中，只是無恥的進行式。
「我以前都活在這樣（貧困）的環境，有什麼問題？我有什麼選擇？你知不知我有多痛苦？自從結緍那天開始，我的人生已完結了！」星仔父親在庭上仍然理直氣壯。
星仔的父親在法庭的自辯，編劇們選擇了似曾相識的對白「我們以前都是_____走過來的」作為父親的自辯主軸，父母不按時序的辯詞穿插在星仔的故事，凸顯星仔的人性，令自稱「無得揀」的父母更難堪。導演 Nadine Labaki 漸漸引出另一命題：罪在貧窮？還是罪在自我？
香港人經常用四百萬去衡量一個小朋友的「養育」成本。百物騰貴，年輕的草根父母今日要寄人離下，當窮人說到生育的選擇，夫婦總在窘境猶疑不決。生，又怕被說成無力養育；不生，又似是向命運低頭。
我們談生育，在網上的言論可見，不免有些香港人站在高位（或中位）、以資源的多寡去審判「誰有生育權」，有時一句「無錢買避孕套？」去諷刺窮父母，確是傷人。窮的原罪剝奪了人的生育權嗎？像星仔這樣的父親，活在過去，當下只有自己。眼中沒有未來的成人，看來不能讓子女在人世上擁有一絲的「希望」。「窮有窮養」若然在現世是「不能避免」，導演想傳達的訊息或許是：父母至少要子女活在愛的世界。
釋懷的結局
走出戲院，腦海閃出新年的一個掠影，久久不散。穿梭商場，四處佈置喜洋洋，父母都愛在商場與小孩來張全家福。「阿囡，你以前唔係咁笑。唔得，你唔可以咁笑，要咁笑。笑！」我乍看一位嚴父要求女兒要「這樣的微笑」；再看下去，那位父親已低頭沉醉手機屏幕的光芒。
別人的家事，「外人」最好不要指三道四。誰有權批判？我想，至少子女是有權批判，因為他們自出娘胎，便從心感受父母直接的愛。
據外電，星仔真人已移民挪威，成了挪威人。
電影中這個被父母看成「充英雄」的男主角星仔由敘利亞真難民Zain Al Rafeea演出。因為戰亂，星仔8歲那年舉家由敍利亞逃至黎巴嫩。戲中星仔用回Zain真名，他最後等到自己的身份，不用跟臭國家和衰父綑在一起，一展笑顏，笑容好真實。一個屬於自己身份的快慰，希望觀眾感受到。
《星仔打官司》是一齣令小孩釋懷的電影，窮孩子不像是枝裕和的《誰も知らない》的結局，被遺棄的小孩以死作結，這才是導演與星仔在屋頂上看到的一點光，不是嗎？
小孩們，有權主宰自己命運。告父母，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