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離別，相信是川端康成兩種同樣關注的主題。上原謙初上水銀燈，飾演真誠待人的年輕司機。他躺在地板，看少女與母親談到去東京當僕人謀生，眼神似乎漠然，卻是努力隱藏內心焦急的那種漠然。
他和少女以前是怎樣認識的？疑問就此打住，整部電影發生在一程80公里的，從伊豆到城市去的公共巴士車程內，少女要離家，司機既是職責所在，也像是為她送行。
時代背景從山路上的過客、上車的人、到站的人紛紛抖落。經濟不景氣，城鄉差距豈止於途長路遠，淘金失利的人、充大頭鬼的人、背上行李回鄉的人，還有被逼到城市謀生的人，他們的經歷，在巴士經過他們的時候，剖出了橫切面給觀眾，看見那一年的日本。
小小車廂，有五湖四海之人，馬路即是江湖。遊女與少女相互對照，前者聰慧善辯不失坦率，揭破充大頭的中年男人，後者貞潔沉默，而蘊藏純真情意。司機偷看偷望，以致幾乎失手出車禍，司機和少女的感情真摯不逾矩，他們大概也想那旅程可以永遠逗留在隧道口，兩人站在山邊扔石頭吧。只有背影，卻很美。
美在一份情意。可能是近日看不少舊電影，尤其是一批早期的中國左翼電影，《多謝先生》除了有司機和少女的情，還有對階級的關注。那份關注並不苦大仇深，又不強求政治正確，從容拍出經濟蕭條下人們對城、鄉的省思，對生活的盼望。會是左翼電影嗎？難以簡單定奪，但我肯定看到清水宏與盧敦有相似的，對人物的關懷。
在《天上人間》，一部無論於盧敦還是主演的張瑛而言，都是初試啼聲之作（起碼當時兩人未算大紅）中，一群逃避戰亂南來香港的難民，住在唐樓的天台。借鑑了荷里活《七重天》的設定，張瑛與一眾南來難民如何過活？唱戲、賣書、賒欠而已，但是對生活不失盼望，人人守望相助，而不落面譜化的窠臼。日本的經濟蕭條，之於中國當時的國難，時空是奇異的。在三十年代日本，清水宏能拍出不致歌頌軍國主義，而譜寫小人物禮讚的作品，猶如盧敦能跳出國防片格局，關注人物生活的艱難，而非單純以共赴國難，口號式的命題貫徹全片。
在經濟蕭條下，更能突出的是少女與司機的情意。80公里的伊豆之旅，讓鏡頭停在回程的車上，餘韻慢慢自那些路上的過客的影像散發。小學生敬禮，女孩追趕的或者不是巴士，是時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