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最大的趣味是社會學的意義，雖然因著意識形態的偏差，即使寫實電影，也不可能全面反映社會現實，但總能折射特定社會歷史時空下的社會和生活形態，以及與其相應的社會文化、價值和行為。譬如說，看李小龍做小偷的《人海孤雛》，便可窺見五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普羅大眾生活形態；反映男女關係和性愛觀念，彭浩翔的《志明與春嬌》系列已和八十年代黃金歲月時期《秋天的童話》、《表錯七日情》、《最愛》一類愛情片，大有分別，其後葉念琛的先性後愛甚或有性無愛、男女關係只是市場交易關係的「試愛」系列，又反映香港社會跨進了一大步，到今天剛看完蕭定一製作的《性敢中環》劇集，時代港女已再有另一番新面貌，情慾翻騰之後，四大皆空，唯友誼萬歲了。
社會經濟發展步伐和過程不同，細心察看，不難發覺中港台的愛情電影劇集反映的男歡女愛和示愛表白方式其實有所不同。台灣仍然最浪漫傳統，文縐縐又娘娘腔，頗能反映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走到盡頭，停滯不前，小情侶最響往的浪漫結局，不乏雙雙回到鄕土，或大隱於市，兩小口在弄巷裏開間咖啡室或書屋之類小店，長相廝守，共渡餘生。香港的情況大家最熟識，不贅，總的來說，男女關係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持續變動，支離破碎，步向虛空，很大可能走上日本同一道路。大陸的經濟發展模式照抄香港，但不是簡單重複，而是跳躍式發展，大步跨越，特別是最先進發達的部分如大城市北京、上海，一下子便從最封建落後跳到最個人主義和森林規律主導一切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形態，先進、落後共冶一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由小城小鎮以至農村跑到大都會討生活的年輕男女北漂、上漂，在陌生環境下催生的愛情和男女關係，又是另一番景象，名副其實「中國模式」，饒有社會學趣味。
《親愛的新年好》相信是大陸的新年賀歲片，昨晚發現已上載到安博，可以看到。作為商業片，拍得相當有專業水準，跟港產片同類製作無異，攝影、剪接、場面調度都是國際水平，流暢明快，一氣呵成。電影改編自丁丁張小說「只在此刻的擁抱」，在下識見有限，導演彭宥綸未聽過，女主角白百何名字古怪翹口，也未聽過，不過樣貌娟好平凡，不會驚艷，但順眼耐看，有點像恬忸和黃杏秀的混合體，一如香港的鄭秀雯，相信是大陸同類城市熟女（30歲）的典型，容易引起同代共嗚。
這是一個在北京生活十年的北漂女孩故事，同樣題材十分普遍。隨便一數，劉若英執導的《後來的我們》、曾國祥的《七月與安生》、《北京女子寶鑑》劇集和佟麗婭主演的《北京愛情故事》，都或多或少觸及同樣的話題。原因很簡單，作為全球人口第三大的大都會，官方的人口總數是二千多萬，實際上連同沒有戶籍的北漂，估計至少近三千萬，而中國大陸長期實施一孩政策，即使農村陽奉陰違，依然子女成群，生三、四個，但隨著開放改革，中國變成世界工廠，農村解體，大量青年勞工湧向城市就業，中產階級漸次形成，在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單身離鄕別井往城市或外面打工闖天下，尤其是當代「紅色娘子軍」飄洋過海，走遍大江南北，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獨特社會現象。她們的故事，千奇百怪，可歌可泣，自是數之不盡，成為文學創作、電影、電視劇集的題材，順理成章。（宕開一筆，說來也有性別歧視，同是時代產物，很少故事會講同代男性的遭遇，有述及亦非主體，可能就是因為性別主義，沒有多少人會同情和喜歡看男人的故事；不過，看外國電影，同類講大都會現代西方女性的挫折和屈辱，《風月泣殘紅》（Valley of the Dolls)以外，至少也有《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為失落於城市的男妓發聲，恕我孤漏寡聞，中港台電影似乎未之有也，還望高明賜教。）
白百何飾演的白樹瑾，生於小康之家，父母年紀老邁，再無工作能力，母親還患了肌肉萎縮症，痛不欲生，經常想放棄生存。她本是文藝青年，有作品，也做圖書出版工作，但為了賺錢養活自己和家人，以及在大城市生存，轉業做地產經紀，業績不理想，在上司壓力下亦要委曲掙扎求存，千方百計奉迎討好客人，推銷樓盤，按照市場規律改變自己，壓抑自我。事業固然挫折重重，十年一事無成，賺不到錢，愛情一開場也被男友甩了，還是用微信知會分手。本來性格獨立倔強的她，更加要橫眉冷對世情，咬牙吞血扛住。恰巧路上遇上一個年輕十年的千禧女孩，同樣滿懷理想單身跑去北京闖天下，一樣是被「情人」拋棄，不過是素未謀面的網絡情緣。在她身上，性格外冷內熱的小瑾彷彿看到自己年少無知時期的影子，吵吵鬧鬧之後，雙方成為莫逆之交，小瑾受初生之犢自信打不死的年輕女孩鼓勵慫恿，本想不理世俗眼光，打破心理障礙，跟比她年輕七年對她傾慕的下屬開始一段新戀情。不料此刻傳來母親病情惡化，拒絕治療康復，本來誓言決不走回頭生死也要留在北京的小瑾，也決定放棄自己的一切，反回家郷，照顧父母。最後母親不忍女兒為自己犧牲，鼓勵她重返北京，從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小瑾與曾經承諾一起跨年的千禧女孩，一起在天台吶喊，迎接新的一年和未來。
這些如同過河卒子、永不回頭的當代紅色娘子軍，在中國大陸，數以億萬計，引起同代青年普遍共嗚，感同身受，自是不難明白，其實也是當代中國年輕人的時代性格特色，獨一無二。電影的主旨表面看來是勵志的，一定有市場，但深入社會政治分析，卻是維穩的，一如資本主義社會反映青少年問題的電影，不會觸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分析，一切個人不幸的遭遇和挫折，都是時勢和際遇使然。只要堅持信念，不折不撓，咬緊牙關，跌倒了也可以重新站起來，繼續拼搏下去。
這就是電影文化以至其他大眾文化產品的意識形態社會功能，沒有所謂對不對，任何社會都是一樣。誠如黑格爾所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人不過是社會歷史的產物，都無可避免刻上時代的烙印，當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