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第一次在大銀幕見到劉俊謙是2019年。首次參演電影《幻愛》，劉飾演一個思覺失調症康復者，成功打開知名度，並獲得金馬獎和香港金像獎提名。幾年後，他的舞台變得更闊，除了在台劇《此時此刻》演一個渴望愛情的聽障外送員，也參與獲金馬獎七項提名的電影《小曉》，擔演老師保羅。今次，被社會定義為「有缺陷」的角色不是他，而是過動症的女孩小曉（林品彤飾）。
劉俊謙認為，自己某程度上也跟小曉連結得到：「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都伴隨着一些好好的東西，也有一些社會認為是病的東西，但我認為這些是構成很獨特的人，但華人社會想每個人都一樣，在框架下做框架要你做的事，不要走出那條軌道，那你就可以安然渡過。」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劉俊謙，這些年來，有沒有安然渡過？他嘆氣說，堅持自己的創作總是教他孤獨。「我想做一些好看的，同時又可帶來一些好的改變給社會（的作品），希望吧，但at the end沒有人想要好的改變，他們想笑而已！這一種落差很多時令我覺得很孤獨。」至於如何處理這種落差，他想了想：「我覺得…… 所以好孤獨。（苦笑）我不是很處理到。」
到底是小曉和劉俊謙不入流，抑或世界本來就壞掉？訪問最後一條問題是問他會否生小孩。劉俊謙起初靦腆說不知道，可能考慮工作為先，但他接著摸摸頭，頓了一頓：「我會想，可能覺得個世界不好吧，如果生小朋友純粹滿足自己的話，我覺得對他很慘。我不知道生個小朋友出來、帶他來到這個世界，要怎樣陪他面對。」
《小曉》劇照（Golden Scene提供）
曾被鄰居小孩拒之門外而哭 連結小曉的童年
在電影裡，小曉因為有過動症，不時尖叫、扤凳或做出各種行為，被同學排斥。劉俊謙回想起初次讀到劇本，覺得《小曉》是平時香港或台灣很少看到的寫法：「通常事件性很強，角色有一個很強烈的東西去追住，或者目的要達到；但《小曉》給我好深感覺是一種很壓抑的氛圍，好似每個角色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種走不出去的感覺。」
劉俊謙想起兒時經歷，跟《小曉》所描畫的有不少類同：「我也時常見到身邊有同學被人欺負，可能自己不自覺，有時都不期然成為欺負別人的人。小時候的意識只是覺得，大家玩一下而已，但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同學仔都幾慘。」
他憶述當時，可能有些同學身型比較肥，或者青春期臉上長暗瘡，也會被同儕指住來笑和開玩笑，「他又不出聲，但我發覺就是很多人會成為長大後的陰影。」
《小曉》劇照（Golden Scene提供）
除了在校園，劉俊謙記憶最深的，是家門外一條長長的走廊——很多戶人互相認識，孩子經常一起打鬧。有天，一個男生新搬進來，大家不肯跟他玩，甚至出手推撞他：「我不知從何而來的正義感，想走出去保護他，我好深刻是，之後連我也被人欺負。」
有一次，他跟朋友打算去鄰居屋企打機。門打開之後，朋友入屋，然後鄰居就關上門，把劉俊謙留在閘外面。他靜靜一人返回屋企，感到委屈不已，躲在房裡喊。媽媽知道之後很憤怒，差點衝去罵那個鄰居。
回想起來，劉俊謙覺得自己的媽媽跟小曉的母親（陳意涵飾）很似：「她要跟過動症小朋友相處，你都見到她很痛苦，她教琴嘛，也有自己人生想過，那就是因為有這個小朋友，老公又不在家裡，要全副心機擺在小朋友身上，日常生活好多磨擦。但是當大事發生、別人將指控放在小朋友身上，媽媽又會站出來，可能都是很原始的母愛。」
那刻知道媽媽想為自己出頭，雖然臉上仍有淚痕，劉俊謙覺得心情已經好了一些，並暗裡認為「媽媽是全世界最能夠依靠的人。」
《小曉》劇照（Golden Scene提供）
麻煩也是獨特之處 想給小曉一個擁抱
電影其中一幕，同班同學的家長開會投訴小曉行為不受控，騷擾課堂秩序，要求校方懲處；班主任保羅在場不斷左右應付，微笑奉承，眼神中略見疲憊。
劉俊謙覺得，保羅的角色與他當時在台灣拍戲的狀態很似：「那時剛剛疫情，城市只剩很少人，我一人在酒店住了半年。又是異鄉人，要用不熟悉的語言表達。身邊人聽得出來也不會說甚麼，但主要是自己不習慣表達。」他帶點自責：「其實我去工作（拍戲）嘛，我要好好地做好我的工作。就像保羅去異地生活，其實是生存，所有人都是他的clients，包括家長、學生、其他老師⋯⋯他如何表現得良好，令自己生存落下去，這是壓抑自己的狀態。」
生活漫無目的，只為糊口，問題也許早就出在亞洲的教育環境。劉俊謙最記得小學時，老師叫大家估一個英文生字的意思，很多同學舉手亂猜，他一時破口而出說：「底褲！」後來被罰抄100次「醜」字。
「是我貪玩。」但劉俊謙邊抄邊想起，以前他在美國讀過一年幼稚園，「他們提倡的教育是好free flow，鼓勵學生表達，就算講『底褲』都可以。但香港的教育不是這樣，小息一打鐘就要定型。我腦海好深刻一個聲音就是『Shhh』，安靜，垂低雙手，然後個嘴巴是這樣（合著的手勢）。」
他攤大手掌：「我回想就覺得，為甚麼經常叫人收聲呢？為甚麼一定要這樣呢？…… 教育應該是，你這個人天生是怎樣，老師就幫你發揮你的光芒；但香港是『不要發光！你是一粒齒輪，幫社會運作，收聲啦！』」說罷，他視線又回落在桌上，勉強擠出苦笑。
《小曉》劇照（Golden Scene提供）
在這一層面上，劉俊謙自認跟小曉很連結得到：「小曉的世界是沒甚麼人明白她，我自己覺得，可能這個世上每一個人都沒有另一個人可以完全明白。就算小曉最親的人，她媽媽，知道了有過動症，如何處理呢？就食藥啊，抑制著症狀。但我想，過動症於她（小曉）裡面不止是一個病，而是她來的。如果她沒有過動症，她不是小曉。」
麻煩難搞的小孩，正好呼應《小曉》的英文譯名Trouble Girl，劉俊謙有另一種看法——這些看似麻煩、製造問題、甚至社會認為是病的東西，正正是構成每一個人獨特的地方，不應被完全壓制或抹去。被問及有甚麼想跟小曉講，劉俊謙微笑：「我可能甚麼都不講了，就給她一個擁抱。」
《小曉》劇照（Golden Scene提供）
孤獨是我想社會更好 但原來沒人想改變
「但是華人社會想每個人都一樣，在框架下做框架要你做的事，不要走出那條軌道，那你就可以安然渡過。」他半帶無奈地說，這些年來，創作都教他孤獨。
劉俊謙說，創作就是觀察和表達生活的日常和不日常——不論是寫作、拍電影、演舞台劇或跳舞。然而教他孤獨的是，觀眾未必很想看這些東西：「喂，禮拜六日想入戲院想笑笑而已，你跟我說這麼沉、這麼深的東西做甚麼？！」
自2012年演藝學院畢業，2017年以《天邊外》奪得第九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再到2020年以電影《幻愛》獲得金馬獎和香港金像獎提名，這十幾年來所得的，除了鎂光燈和掌聲之外，還是一份孤獨：「我想做一些好看的，同時又可帶來一些好的改變給社會（的作品），希望吧，但at the end沒有人想要好的改變，他們想笑而已！這一種落差很多時令我覺得好孤獨。」
《小曉》劇照（Golden Scene提供）
放眼世界，劉俊謙的結論同樣悲觀。他提到韓國電影導演李滄東早前就「電影是否沒落」的討論——愈來愈少人入戲院，轉看網上串流平台，只選擇自己習慣看的東西…… 他覺得現今不少創作人傾向滿足觀眾，因為城市人的耐性比以前少了幾十甚至幾百倍，如果不在30秒至1分鐘內捉住他們的注意，就甚麼都沒有了：「為了迎合觀眾，只可以做一些很eye catchy的東西， 創作慢慢變得好類似。」
這些對藝術創作的挑戰，恐怕已經出現好一段時間，劉俊謙如何學會處理這種落差？他想了想，說：「我覺得…… 所以好孤獨（苦笑）。我不是很處理到。」他說，自己一方面會嘗試明白世界趨向甚麼，一方面會思考自己要跟著世界走還是堅持自己，目前還是不斷掙扎。
記者：馮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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