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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式再婚》(Nahid):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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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其中一部電影《伊朗式再婚》(Nahid), 是繼阿斯加法哈迪(Asghar Farhadi)《伊朗式分居》和《伊朗式離婚》兩部描述伊朗社會婚姻狀況的佳作後,電影再次探討一直保守的伊朗社會當前的棘手問題,這次換了新晉導演艾黛潘娜嫻德,一樣令觀眾思考伊朗女性在現代婚姻中的位置。

故事由女主角娜希(Nahid)離婚後開始,當個打字員,日以繼夜,工作再工作,都未能應付生活所需,每天都要為租金張羅。可是,生活再苦,也不夠帶孩子的苦。兒子正值反叛期,對母親的命令,常陽奉陰違。此時,娜希的富有情人希望結婚,如此一來,娜希順理成章解決了生活重擔。然而,伊朗婚姻法規定再婚便有可能失去兒子的撫養權,娜希不願意與兒子分離;更重要者,她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願再把下半生交託任何一個男人,讓他們為自己決定如何走下去。電影中經常出現一疊又一疊的鈔票,這是娜希換取安穩生活的源頭活水吧,只要她願意,情人會替她交屋租,替她付兒子的學費,更不用她打字打得手指頭都痛了,這可是令任何女性都羨慕的幸福吧?可是,她深信只要接受這些援助,她想要活出真正自由的希望便會幻滅。現實社會,男性常以為這樣做才叫讓女性得到幸福,當然,很多女性以此為榮為傲,「嫁個有錢人」成了女性幸福的代名詞。可是,這在女性主義角度看,有這樣的女性,擔任「他者」的角色,才令男性主導的歷史得以再維持數百年。要改變這個現狀,女性必須擺脫依附男性,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也許提升女性的「主體性」,找回自我,才是體現男女平等的要旨。

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可惜,娜希處身的社會仍桎梏一個女性尋找自我,追求自由。電影中的四個男性,對娜希或多或少帶來不由自主的控制。第一個是她的前夫,一個吸毒的混混,縱然戒了毒,卻仍終日吊兒郎當,三更窮五更富。娜希最怕他取回兒子的撫養權,也是她不欲再婚的原因。第二個是她的情人,一個經營旅館生意的伊朗中產。他中年喪妻,帶着女兒,頂着背後的一班姨媽姑姐的嘮叨,跟娜希的相戀是含蓄有禮的,可是,連娜希也搞不清,究竟他想找個女人當女兒的母親,還是真心真意
愛她。第三個是她的兒子。這也是最令娜希牽腸掛肚的男性,她的命運不由她自己掌握的原因,正正是要撫育兒子長大,可是兒子不領情,處處與她作對,反而跟着父親,有種說不清的合拍。不過,她的主體意識,與其說是給撫養兒子的重擔壓過來,不如說是因為離婚女性,要有尊嚴地照顧兒子,不惜每天想方設法,與生活搏奕,從而產生主體性,假若沒有這種體驗,她還以為自己找到了男人給予的「幸福」呢!第四個是她的哥哥。他出場不多,但舊式社會,長兄為父,離婚婦人回到娘家,受盡白眼,哥哥勉強收留她,為的只是保着家庭的名聲,與同情娜希無關。娜希在這些男性眼中,女性是天生的不完善,欠缺男性的某些特質,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這種「他異」是理所當然的女性本質,因此,男性是中心,是「我者」,而女性只是男性視角下的「他者」。
找回女性的主體性

電影中,娜希不斷為生活而張羅,為金錢而頻撲,不惜向好友借錢,甚至把好友金鍊、自己的結婚戒指都全抵押,卻硬是不肯開口向富有的情人借錢,這當然與她的性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她刻意與情人劃清界線,是為了保有那女性難得的自主自由。這與其說是娜希的性格使然,倒不如相信這是她主體意識浮現的反映。因為她相信要克服週遭環境,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她拒絕了情人的金錢援助,為的是不想繼續成為男人的附庸。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認為:「每個主體透過對自我的種種構思,具體將自己設立為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他只有不斷超越,邁向其他更多的自由時,他的自由才得以完成;只有向無限開放的未來伸展、開拓,才能讓他當前的存在具有正當性。」《第二性》(第一卷) 娜希爭取的「幸福」,不是男性施予的,而是要超越自己,爭取存在的正當性。女人不是男人身上「多餘的肋骨」,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還有,人情與法律,在舊社會彷彿也是為男性度身訂造似的。伊朗的婚姻法中規定,女性要取回兒女的撫養權必須放棄嫁妝。因此,娜希要回兒子,她必須交出嫁妝,致令她離婚後一貧如洗。此外,她的情人急於結婚,於是要求娜希「臨時結婚」,以堵塞親朋友攸攸眾口。伊朗社會仍有「臨時結婚」這回事,須按月續期。結果,這法律的灰色地帶令娜希兩面不是人。一邊廂,要面對來自舊夫家,外家親友的詰問,責難她為甚麼瞞着前夫兒子另結新歡。另一邊廂,新夫家又欲追問為甚麼還拖拖拉拉,不來個了斷?原來法律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不斷製造問題。不過,最後娜希還是將命運交予相對較客觀的法律,打破了舊社會傳統思維,這可不是容易的決定,反映了伊朗新女性的特立獨行。

娜希周旋於這幾個男性之間,處身新舊交替的社會,靠着真誠和勇氣,爭取獨立自主。面對這錯綜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她不得不面對人情與法理、傳統與現代,愛情與親情的挑戰,衍生出的一連串問題,竟要一個伊朗女子承受並作出抉擇。電影客觀地反映女性在新舊夾縫中如何自處,勾勒出一個地地道道的女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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